刘宇昆访谈陈楸帆

第一次见到陈楸帆(英文名Stanley Chan)是在2012年的第七十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宾馆大厅里人来人往,忙乱不堪,而他却安静地站着,好像汹涌大海里的暗礁,岿然不动,镇定地观察着周围的骚动,似乎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图景。

陈楸帆的生活方式与事业生涯始终与众不同。比如说,饭后几乎每个中国作家都开始抽烟,他却没有。再比如说,尽管他在北京大学获得了中文和影视编导的双料学位,毕业后却选择先后在谷歌和百度这种科技公司工作。又比如说,尽管他在中国南海岸的小城市汕头长大,却选择在离家数千英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定居,在北京他每天必须使用的普通话仅仅是他的第三语言,在那之前他首先学会的两种语言分别是潮州话和粤语。

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赋予陈楸帆一种对于周围世界隐藏模式的独特敏感性,使他得以投入高科技世界激烈的竞争却没有被繁重的工作压垮。无论和谁呆在一起,比如作家同行、粉丝、技术人员或者是制片人,他总能轻易地用独特的魅力征服别人。他优雅有礼,博览群书,总能在聚会中以尖刻的智慧与幽默的戏谑控制谈话的节奏,活跃交流的气氛。他的为人如同他的小说一般与众不同。 

陈楸帆被公认为80后一代中国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已经斩获中国各大科幻文学奖——并且是多次。他的很多作品都从中国的视角展开,以赛博朋克式的审美表达对全球化的深切忧虑。他同样是第一批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中国科幻作家,其作品见诸于《奇幻与科幻杂志》(F&SF),《克拉克的世界》(Clarkesworld),《光速》(Lightspeed)等等,在很多刊物上,他都是第一位发表作品的中国作家。 

 

刘宇昆:《宁川洞记》描绘了一个反映宇宙几何结构的地面洞穴。这是一篇以古文写就的科幻小说,堪称杰作。而它的写作难度相当于一个当代英语作家模仿乔叟的语言写科幻小说。该作品发表的时候你刚刚大学毕业,就凭此获得了台湾奇幻艺术奖青龙奖首奖。是什么驱使你要进行这样的创作?写作中你遇到过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陈楸帆: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古典志怪小说,比如《聊斋志异》、《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经典,并深深沉浸在那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古代世界里,在那里,神仙鬼怪常常会化身为人形,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发生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故事。

而且是以文言文的形式,非常简洁生动,在文字的留白处给读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互联网的时代,用古文去写作幻想小说,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

另一方面,这篇作品其实向Ted Chiang的《Babylon Tower》致敬,同样描绘了一个无限循环嵌套的世界结构。

最大的挑战其实来自于语言,如果用非常正统而且严谨的古文来书写,可能对于一般读者的要求过于苛刻,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其实我选择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音,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让大部分普通读者能够看得明白。

另外一个挑战是在每一个章节其实我选择采用不同的视角,有的是证言,有的是县志,有的是说书人的话本,所以如何让叙述本身符合所设置的这个视角,是非常有意思的试验。我非常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刘宇昆:你能流利地用潮州话、粤语、普通话和英语进行交流,而你的大多数作品都用标准现代汉语写成。有想过用其他语言,比如潮州话或者粤语创作更多小说吗?如果有的话是为什么,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

陈楸帆:

说起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大概2012年的时候,Chutzpah!杂志的编辑邀请我为他们的方言专辑写作一篇以潮汕话写作的故事,我答应了。然后我很快构思了那个故事,但当我开始下笔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完全以潮汕话来写作的话,其中非常多的词语只能用同音字或注音音标来表示,而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大,会造成除了说潮汕话的读者外,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只能尝试着在国语的语法框架内,有限制地将一些名词和俚语换成潮汕话。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仿佛有两把声音在脑子里打架,努力试图压倒对方。最终我放弃了。编辑无奈地告诉我,好几位他们邀请的作家都放弃了。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教育是把双刃剑,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丢掉了方言,而这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刘宇昆:你的许多作品以电脑科技、遗传学、虚拟现实、生物工程等正经历巨大突破领域的尖端科技为主题,你是如何做到同时跟进这么多领域的科研进展的?

陈楸帆:

我订阅了许多科学与技术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比如MIT Technology Review,这些公众号每天都给我推送许多信息。一旦我对某条新闻有了兴趣,就会深入挖掘更多相关的研究,并与特定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此外,我在谷歌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多年的工作经历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迪,因为那里的员工总能从日常工作中得到最新的科技产品信息。

 

刘宇昆:你的全职是百度产品市场经理,这一职业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启发还是阻碍?抑或两者都有?

陈楸帆:

产品市场经理就如福音传道者一般沟通用户与科技。我们必须寻找更具创新性的方式与大众沟通。销售的本质就是讲故事使人们产生共鸣,用各种方式告诉人们他们将如何受益于科技。我认为这同科幻或奇幻小说的创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当然,冲突始终是存在的,毕竟我每天只有24小时,而8小时工作与8小时睡眠首先必须保障。这样一来,我还能剩多少精力写作呢?

  

刘宇昆:你曾到国外旅游并居住过很多次,这些全球化的经历是怎样影响你的创作的?

陈楸帆:我爱旅游!观赏不同的风景,品尝异域美食,还能遇到有趣的人,这些都让我着迷。有一种认知学理论说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刺激大脑以加强神经元的相互联系。在旅行中——甚至在飞机上,总会有很多新点子喷涌而出,我会马上将它们记在小本子上,并试着把这些点子发展成完整的故事。

  

刘宇昆:你的很多小说,比如《丽江的鱼儿们》(《克拉克世界》2011年8月),《鼠年》(《奇幻与科幻》2013年7月),在西方被当作当代中国的政治隐喻进行解读。如果你的作品确实包含了隐喻,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

陈楸帆:

事实上我并没有刻意去强化作品中的政治隐喻性,我所写的都是我所观察、感受、体验到的中国生活的一部分,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一方面。令我惊讶的是,往往评论家能从作品中解读出我所未曾想到过的深刻含义,而另一方面,读者却往往会给出更加感性的反馈。比如在《鼠年》发表之后,许多大学生读者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我写过最好的一篇小说,因为从中他们得到了强烈的共鸣,一种对于未来深深的迷惘与无助感。

我想,作为作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敏感性,如何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去捕捉strangeness,尤其在当代中国,你很容易就在万花筒般变化不定的生活中迷失并失去敏感性。

  

刘宇昆:你会不会把自己的作品描述为“科幻现实主义”?对于未来你是持悲观还是乐观态度?

陈楸帆:

我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划归为某一种类型或者打上某个特定标签。“科幻现实主义”实际上带有很强的话语策略性,它能够帮助媒体理解我们所希望传达的信息,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技术生活的无所适从或者麻木不仁,“科幻现实主义”对现实更具批判性,更能够揭示技术与当代人类生活的复杂关系,以及对于个体、人性的改变与后果。

这也是我在作品中希望去反映的一贯主题,比如在2006年写作的《霾》中,就已经预言了北京重度空气污染的可能性以及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及心理状态的影响。但我不会希望被称为“科幻现实主义作家”,我只希望能写出好的打动人的故事,无论它是不是科幻或者是不是现实主义。

对于未来,我这几年有了比较大的转变,从以往的悲观阴暗慢慢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我相信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问题会被解决,但更多的问题也会出现,有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我相信人类在一个大的趋势上是会变得更加幸福、智慧以及包容。但愿我是对的。

  

刘宇昆:你还担任一些中国顶级媒体的专栏作家,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工作的经历?

陈楸帆:

随着科幻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体需要一些了解科幻的人来与大众分享自己的想法。我的专栏文章大多是关于重大文化事件的,比如《星际穿越》的上映,《三体》英文版的出版,以及中国科幻大会(比如银河奖和星云奖颁奖典礼)。

有趣的是,我得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不同的报刊——比如说,中国版的《纽约时报》通常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而《环球时报》却恰恰相反。 

 

刘宇昆:现在你还在进行剧本创作,能透露更多吗?

陈楸帆:我正在创作的剧本改编自我的小说《无尽的告别》(The Endless Farewell),可是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小说和电影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你必须改变你思考的方式——从文本到影像。剧本更加体系化,尤其是类型电影的剧本,因为你必须遵守既定的原理和规则。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你必须不断地倾听、辩论,甚至会和制片人、导演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争论。

  

刘宇昆:你的长篇处女作《荒潮》(The Waste Tide)在中国取得了口碑与销量的双丰收,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陈楸帆:该小说想象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近未来时代。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建在电子废弃物回收站上的小岛——硅岛上,电子垃圾污染令这片土地几乎无法让人居住。接着,当地土著部落、从中国其他地区移居到这里的工人和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的精英展开了对这片土地控制权的激烈争夺。Mimi,一个年轻的移民工人,在种种磨难后蜕变为“新人类”,并带领受压迫的移民工人反抗压迫。

一家英国电影公司已经同我接洽,要购买这篇小说的电影版权,商讨进展得很顺利。该小说的英语翻译也行将结束,有望很快在美国或者英国出版。

 

刘宇昆: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有什么目标可以和读者分享吗?

陈楸帆:《荒潮》的续集正在筹备中,我还要搜集一些资料。新的故事会以近未来的一座中国城市为背景,故事情节也会更加复杂。

不过在这之前,我正在写一部中长篇小说《迷幻史》,该作品讲述了一段充满迷幻色彩的另类中国历史,这篇小说大概会在2015年秋天出版。

同时,我还有许多短篇小说正在构思中。多么希望一天有48小时啊!毕竟,讲好故事才是世界上最让我兴奋的事。谢谢! 

 

采访注释:

“陈楸帆”是受访者的中文名,因为中国人习惯把姓放在名之前。作者在西方公开介绍自己的时候更喜欢用他的英文名“Stanley Chan,”“Chan”的拼写遵循粤语的发音规则。这次采访由中文与英语混合着进行。




附录 《开光》节选

……

我叫周重柏,我在一个蒸笼里,我是一枚蒸饺。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吐息,然后死死盯住对方嘴里冒出的白烟,就像卡通片里的人物。脑袋上升起云团,能看到思维逻辑,裸女,或者是凝固的表音符号。可烟雾散尽,只露出对面一张浮肿的糙脸。空气净化器疯了般嘶吼,后排的小姑娘默默戴上口罩,滑动手机,眉头一皱。

不用看我也知道,现在已经过了半夜,微信上媳妇儿已经不搭理我了。

我是临时被拉来开会的。当时我和媳妇儿遛完弯回家,在天桥上经过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哥们儿。他突然开口,声若洪钟,把我俩都吓了一跳。

他说:“1月4号象限仪流星雨光临地球,不要错过……”

我等着他说出专业上讲叫“call for action”的关键词,比如“加入XX组织”、“拨打热线电话”,或者从大衣里掏出一把单筒天文望远镜或者别的什么大家伙,告诉你“现在只卖88”,都算是成功的推销落格。可他像个自动答录机又回到开始“1月4号象限仪流星雨”。

Mission failed。

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这时手机响了,是老徐。我心虚地瞄了眼媳妇儿,她条件反射般露出满脸不高兴,这事儿不止一两次了。我接通了手机,于是就到了这里,坐到现在。

媳妇儿给我的最后一句回话是“让你妈就别惦记着要孙子了,她儿子已经够孙子了”。

 

“重柏,”老徐把我的思绪拽回到毒气室里,据说他已经跟老婆分居三年了,原因不明。有时候,我感觉他拍我肩膀时用力不太自然。“你负责策略,你说说看!”

透过烟雾迷蒙,我努力看清小白板上鬼画符般的记录。用户洞察、产品卖点、市场调研……用各种颜色的马克笔画连连看一样勾连成三角形、五边形、六芒星或者七龙珠。全是狗屎,毫无意义。

蒸笼里的压力在不断升高,汗珠在我额头凝结、淌下、滴落。

“热啊,擦擦。”老徐递给我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巾,颜色可疑,我不敢不擦。

“万总对上次的方案就不太满意,想换组,被我摁住了。如果这次还不行,你懂的。”

劣质纸巾糊了我一脸。

他说的万总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中关村街头主动跟陌生人搭讪的十个人里,一个卖安利,两个做如新,三个信耶稣得永生,剩下的全是IT创业公司的C什么O或者联合创始人。如果这群人在街头进行三分钟无差别1v.1对喷战,那最后一类人必须大获全胜。他们不卖东西,卖的是改变世界的理念;他们不为神代言,他们自己就是神。

万总就是这么一个神人。

 

托了老徐的福,我们这小破公司接下万总的单。花着这个天使那个PE的ABCD轮美钞欧元澳币,帮他们公司的App拓展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提升日均活跃度。然后万总再拿着这些数字去喷来更多的投资,车轮般运转不息。

“所以点在哪里!”老徐干瘪的嗓音像隧道里呼啸而过的地铁,一股无形的风压震得我眼前发黑。我颤巍巍地起身,刻意回避其他人的目光,就像二维国里的居民,身上全是点,就是看不见。

“是……是产品的问题。”我深深地低下头,准备迎接老徐的劈头盖脸。

“这他妈还用得着你说!”

我惊诧无语。

万总公司的另一个联合创始人是他中科大的校友Y。他在美国待了多年,被万总忽悠着带了核心专利回国,准备大展拳脚。Y的专利是一种数字水印技术,由于关系到信息学和数学,解释起来颇需要一番功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拍一张照片,用这种技术在照片中加上肉眼看不见的数字水印。无论这张照片被怎么篡改,哪怕是被裁剪掉80%,你都可以根据算法将照片恢复到原初状态。秘密在于,看不见的数字水印本身便携带了那一时间点图片上的所有信息。

当然这只是这项技术最基础的应用。它可以作为一种认证防伪机制广泛使用到媒体、金融、刑侦、军事安防、医疗等领域,想象空间巨大。可回国之后,他们发现核心领域都被设置了准入门槛。这道门槛的牛逼之处不在于有多高,而在于你根本不知道它卡在哪。屡屡受挫后,他们只好打着擦边球,搞起了娱乐产业,想先借助草根用户的力量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再逐步渗透到商用领域。

 

万总老把性感挂在嘴边,似乎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唯一标准。可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却像被戳破的充气娃娃,皱巴巴地被晾在阴凉处风干。

“你们为什么不用!”老徐转向后排的小姑娘们。她们花容失色,假装埋头做着笔记。

万总做出来的App叫“有真相”,只要用这款应用拍出来的照片便被自动加上数字水印。无论被转发多少次,被PS成什么样,只要一键便能将图片复原。最初的市场定位是主打安全牌,用“有真相”拍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脸出现在艳照上了。

除了铺渠道之外,我们还策划了一个“有真相现原形”的线上活动。我们找了一百个姑娘,用“有真相”帮她们拍照,再用美化功能PS成女神样。传到网上去,辅佐以“一秒钟女神变恐龙”的gif效果和文案,引导用户下载App进行功能认知。

反响出奇的热烈,男屌丝极力追捧,恶搞出许多UGC花样。女性用户群体却是另一个极端,她们在网上吐槽、谩骂、抵制这款产品,认为它以丑化、侮辱女性为乐,将女性追求美的正当权力贬损为一种变态自恋的欺诈行为,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公关危机。

要我说,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做市场讲究一针见血、直插人心,不见血就说明针太钝,或者没扎中部位。

可万总却觉得我们的活动只能博一时眼球,长期来看伤害了产品的品牌。数据曲线证明他是对的,短暂的峰值后,后续下载量一蹶不振,而被活动吸引来的男性用户由于缺乏新鲜内容的持续刺激,也逐渐丧失了活跃度。

“比起担心照片安全,我更在乎别人看到的是不是我最美的一面。”用户访谈中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孩说。她的手机相册里充满了千篇一律过分修饰的大头照,每一张看起来都与她本人相去甚远,但她仍然每隔半小时便会举起手机,从侧上方45°对准自己微微嘟起的嘴唇。

如果一座高塔把根基建在沙滩上,你又怎能指望它站立到涨潮的那一刻?

 

老徐盯着我,我盯着白板,白板盯着所有人,所有人盯着手机。我们像一群迷失在雾霾里的鸟雀,不断被发光的屏幕吸引注意力,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飞往的方向。而寒冷的夜幕已降临,捕猎者饥肠辘辘,步步逼近。

手机发出电量不足的报警声。我的下意识反应不是省着点儿用,而是变本加厉地翻看起朋友圈来。越临近最后时刻,越要让每一滴能量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耗散在静默的后台运行里。这是我的价值观,我的哲学。

我看见了万总更新的动态。突然间,蒸饺的皮破了,馅儿流了出来。

“有了!”我拍桌子大喝一声,所有人都从半昏迷状态惊醒过来。


……   


本文完整版发表于科技文化Mook《离线》第二期《离线·黑客》,各大网店有售。购买地址http://item.jd.com/11618644.html 




(本文经Clarkword独家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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