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社会上十分闹热。围绕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这都与科普有关。科普者,普及科学也。这个科学,字面上看,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和海森堡的量子力学,构成了人类近几百年来基本的生存背景。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物质成就,都是科学的结果,最简单的例子,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与LED灯有关的发明,就涉及很重要的半导体物理学。这些科学,当然还远不全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宇宙,它也是福祸双刃剑,却是目前为止,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最有效、实践证明也最接近真理的知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说,直接涉及科学技术的东西,才是科普。科学的核心是理性,是实验,是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复求证,是无禁区的探索,是在自然的铁的定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例外。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比较少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崇尚权力,讲求血缘,于此中也好口舌之战,谁声音大谁有理,谁关系硬谁有理,谁跟“上面”更近谁有理,为了某些利益或主张,宁愿违背事实和逻辑,强加于人一些东西。人们说,在宽松和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有科学的创造和发展。但在中国,这还远远不够。一些论证不严谨的东西,并不科学的东西,往往能拉大旗作虎皮,大行其道,并使真正的科学探索者畏惧和沉寂。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中国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列举“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还有人说: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这个论据如此“有力”,本来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也不敢再为其辩护,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的卖国贼。
目前的情况好多了,但问题仍然存在,科学的位置,还是没有完全摆正。这至少表明,科普还有待继续。尤其在中国,这个任务很重。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人文传统太重,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几千年,是考八股文,没有近代科学,而文人好争辩,擅辞藻,所谓的论证,常常就是用事实来为自己的预设观点服务,如果与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则修改和扭曲事实。而这后面,往往有别的所图和目的。另外,急躁,冲动,不像科学家,面对亿万光年的宇宙,后者更愿意等待,愿意渐变。这是中国在近代不能像日本那样很快起飞的原因之一。日本比较早就注重科学的普及。日本人能获二十个诺贝尔科学奖,与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有关。科普最核心的,是使人们摆脱无知的状态,而无知是会导致恐惧的,恐惧又能导致恐怖事件的不断发生。一个多世纪,已屡屡被证明。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长期战乱频繁,难以进行科普,科学救国也让位于政治救国、军事救国。直到新中国诞生之前,才着手筹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于1950年8月18日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979年8月7日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1990年更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胡耀邦、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2002年6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3年设立“全国科普日”(每年9月第3个公休日),2006年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不过,由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传统的惯性,科普的成果还不能让人很满意。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虽然有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落后二三十年。
中国科普的落后,还从一个现象能反映出,即多少年了,北京、上海的街头报刊亭,能买到的科普刊物,都是译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但情况最近似乎在好转。就在本周,我在北京大学东门旁的报刊亭里,购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科学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我已久违它很长时间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周。即四川省科普作协前理事长董仁威教授的75万字《科普创作通览》面世。这本书,是中国科普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它非常全面、系统地对整个中国科普创作进行了总结。
它的出版,应该说很有现实针对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为该书作序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是文盲,科学普及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目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有会员3100余名,相当于每42万人口中有1名科普作家,尽管在会员之外还有一些科普作家和科普创作者,从事科普创作和科普工作人员的比例还是显得过低。另外,其素质也参差不齐。
我认为,这部书的一大价值,除了对各种科普创作的基本范式进行梳理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有关科学判断的标准,明晰了科学应有的位置,有助于拨清现实中的迷雾。
董仁威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其间标准何在?甚至有无标准?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事实上,正像未知的现象永远困惑着人类一样,对这些未知现象的归属划分,也一直是个困惑,甚至永远是个困惑。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千万不可将某种我们未解或未知的东西,尤其是不要轻易把某种崭新的观点和学说,某种未曾见过的理论、观点、命题等,打入“非科学”的另册,更不能轻易将其定为“伪科学”。为此,有必要坚持至少如下三个“要”。
一要郑重使用“伪科学”。有人简单地把“伪科学”说成是“打着科学的旗号骗人”,如上所述,这其实是十分可疑的标准和说法。一度的“不科学”甚至“伪科学”,变成后来的“科学”或“大科学”,历史上并不少见。拉卡托斯这句话很有道理,值得认真咀嚼:“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
二要郑重断定“不科学”。在“科学”地位崇高,“科学”几乎独霸话语权的今天,很多时候,“科学”或“不科学”的使用,已经大大超过对某种学说、理论、观点等的客观界定,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正确”与“不正确”“合理”与“不合理”“先进”与“落后”,甚至“革命”与“反动”层面。亦即由事实和判断,进入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如果作如此判断的人或机构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和道德话语权,就极大地可能对那些被判定为“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理论及其主张者,采取完全背离科学的对待。在科学史上,人们所熟知的教会借口哥白尼学说是“异端邪说”开除了他的教籍,苏共以孟德尔的学说“不科学”而迫害了所有孟德尔论者(例如处死了瓦维洛夫院士),都是典型的严重违反科学精神的做法。
三要尊重其他文化的存在。在科学正式登临历史舞台之前,其他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早已存在。这至少说明,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曾经生活在无科学的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绝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更不是人类精神的唯一。人类繁杂的生活领域,人类浩大的精神世界,不仅允许愈来愈丰富和发达的科学存在,也允许同样愈来愈丰富和发达的其他文化存在。
董仁威教授讲到的,实际便是开放和包容,这也是科学探索的精髓,这对于科学自身、对于文化及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是非常基础、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氛围,在当今中国,仍然相当的欠缺,创新困难,跟这方面的土壤不够肥沃有很大的关系。到了21世纪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奇葩出现,各个领域都有一些高喊科学名义的跳梁小丑、贪腐分子粉墨登场,很让人扼腕叹息。可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任务没有完成。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除了民主与法治外,这还特别需要科学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应该有科学的位置。
(作者为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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